沈酌调到市里那年刚二十八岁。

她是全市最年轻的处级干部。调令下来的那天，单位里有人笑，有人把茶杯往桌上一墩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能让走廊里经过的人听见。

沈酌报到那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外套，头发挽在脑后，金丝眼镜，手里拎着一个用了三年的托特包。她在行政楼门口碰见了第一个同事，对方打量了她一眼，说“沈主任吧，欢迎欢迎”，语气客气得像在接待一个来办事的群众。

沈酌点了点头，说“谢谢”，进了楼。

她那天回去跟孙景舟说，她走进那栋楼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会好过。

不是因为她怕，是因为那些人的眼睛。他们看她的时候，看的是她的年龄，她的性别，她背后有没有人，没有人看她能做什幺。

孙景舟说：“你能做出来就行。”

那时候他们结婚三年。孙景舟的公司刚上正轨，手里有了些人脉和资源。他知道沈酌要强，从来不问她要不要帮忙，只会提前替她筹谋。

她调来之前，孙景舟已经通过生意上的朋友跟市里几个部门的人吃了饭，打了招呼，说“我太太在市里工作，以后请多关照”。那些人记住了孙景舟的名字，也就记住了沈酌的名字。

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没有告诉沈酌。沈酌是后来才知道的，她跟孙景舟说“以后我的事你别掺和。”

孙景舟笑，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

那时候他们俩都为对方想，孙景舟怕她在单位里受气，沈酌则是怕他被搅进波谲云诡的争斗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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